作者：王曉遠

　　由于寵物的壽命遠短于人類，寵物的疾病、衰老與死亡是寵物主人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寵物題材電影《我會好好的》，講述了女孩趙小滿在流浪小狗“小意”的陪伴下與家庭和解，卻不得不與身患絕癥的“小意”告別的故事。影片沿襲了寵物題材電影的溫暖治愈風格，在內容上與當代養寵青年的生活十分貼近，不僅融入了對“中國式親情”的探討，還創新性地觸及寵物殯葬師這一新興行業，對生命價值有著超越性的思索。不過，該片的市場反饋欠佳，也引發了有關寵物電影如何突破煽情套路的思考。

　　《我會好好的》海報

　　情感補償與依附轉移

　　《我會好好的》中，女孩趙小滿與父親趙補金的和解過程以流浪狗“小意”為核心紐帶展開。母親去世之后，家庭裂痕逐步加深，小滿堅持打工攢錢給亡母購買海景墓地，而父親趙補金沉溺酗酒、頹廢鬧事，父女間的矛盾不斷加深，怨懟與失望在爭吵中徹底爆發，家庭關系瀕臨破裂。

　　流浪狗的意外闖入成為破局的關鍵，小狗的陪伴緩解了小滿的孤獨與痛苦，它的忠誠逐漸消解了小滿的心理防御。此時，小狗既是小滿的情感寄托，也是理想化親情的投射載體。

　　父親的失蹤成為了劇情的轉折點，當趙補金在醉酒危機中被機敏的“小意”解救，不僅喚醒父親的責任意識，戒酒歸家，更促使小滿重新認知親情本質。父女兩人完成情感修復，流浪狗由此完成從“外來者”到家庭成員的身份轉化，被正式命名為“趙小意”，標志著破碎家庭的結構性重建。

　　此外，影片還通過肖父的支線敘事來建構鏡像對照。“小四”是獨居老人肖父飼養的寵物狗，肖父離世后，“小四”遭兒女兩家相互推諉，這一情節映射了空巢老人的贍養處境，又與主線形成對照——動物的忠誠反襯人類親情的異化。作為寵物殯葬師，小滿在為“小四”入殮時目睹了肖先生的懊悔和悲痛，并被他一句“一家人就活這一輩子，有什么說不開的”觸動，主動打破與父親的情感堅冰。

　　隨著“小意”被確診急性腎病，父女二人再次直面生命終局的抉擇。這一情節不僅是寵物病痛的現實困境，更被賦予深刻的象征意義。“小意”病中表現出的諸多行為細節，如癡迷母親生前吹奏的口琴、以母親舊衣筑窩、佩戴母親臨終時的毛線帽等，暗示其承載著雙重隱喻：既是母親靈魂的轉世化身，又是需要被養育的生命個體。這種頗具“宿命感”的設定使“小意”兼具“養育者的轉世”與“被養育者”的雙重隱喻，既在生死斷裂的母女關系中構建象征性的延續，也成為父女二人創傷調適的媒介，促使他們最終徹底和解，在告別中獲得新生。

　　臨終關懷與生命思索

　　如果說情感補償機制構成了影片的表層敘事，那么對生命價值的探討則構建了其深層哲學維度。對比過往的寵物題材電影，《我會好好的》首次聚焦寵物的臨終關懷問題。“小意”病重后，老趙和小滿選擇放棄海景墓地，傾盡積蓄救治“小意”，然而“小意”在救助過程中卻多次出現生理性抗拒，表現出更愿意在生命最后的時刻享受美食、快樂奔跑；緝毒犬“糖包”因癲癇被送往醫院，原主人王海川在明知手術風險巨大的情況下，仍一意孤行地選擇手術導致“糖包”離世。影片借此反思寵物主人“以愛之名”的救治邏輯，以及寵物生命末期決策權的倫理邊界：當治療演變為延續主人心理慰藉的執念，是否已異化為對寵物的控制與剝削？——此種倫理困境亦是人類臨終關懷領域的鏡像投射。小滿媽媽臨終前眼神中透露出的解脫，與“小意”接受安樂死時逐漸渙散的視線形成互文，將寵物醫療倫理升華為普世生死觀的鏡像投射，揭示了人類面對生命危機時的終極矛盾：究竟是依賴醫學技術強行延續生命，還是尊重生命自然消逝的尊嚴？

　　《我會好好的》還隱晦地表達了對死亡的焦慮，既通過“小意”的轉世隱喻展現對生命延續的渴望，又以“小小意”的誕生將個體消逝轉化為物種繁衍的代償機制。但影片并未止步于此，而是借四次寵物葬禮的遞進敘事完成創傷療愈：從機械模仿殯葬流程到為“小意”舉辦告別儀式，小滿通過重復性哀悼行為，將寵物殯葬師職業升華為重構生命意義的情感實踐。最終海景墓地的執念被骨灰撒海儀式取代，標志著從物質占有到精神傳承的認知躍遷——正如小滿的獨白“不管什么生命死了，都有人在惦記著他們”，影片揭示真正的生命價值不在于物理留存，而在于情感記憶的永恒流動。

　　敘事困境與創作反思

　　寵物題材電影的核心受眾是日益龐大的養寵人群。《2025年中國寵物行業白皮書》數據顯示：2024年我國城鎮寵物數量超過1.2億只，城鎮寵物（犬貓）消費市場規模突破3000億元。這一數據不僅印證了“它經濟”的崛起，更揭示出寵物在現代社會中情感地位的提升。然而，寵物主人在實際飼養中往往面臨諸多現實困境：從寵物食品、用品質量良莠不齊，到寵物醫療體系不健全；從寵物棄養與救助難題，到寵物引發的社會矛盾等。這些復雜議題，本應成為寵物電影的敘事富礦。遺憾的是，《我會好好的》在創作中暴露出三重斷裂。

　　影片試圖通過流浪狗“小意”串聯起家庭和解，遺憾的是，《我是好好的》中人寵互動被快切蒙太奇簡化為刻板印象的堆砌：喂食上等牛肉、藍莓、圣女果等高價食物的精致擺拍、雨中追逐的戲劇性煽情，與主角“窮苦潦倒”的設定形成荒誕割裂。這種將養寵日常“景觀化”為小資生活符號的手法，與影片中的現實生活狀態形成巨大反差，嚴重削弱了影片的現實質感，也消解了寵物作為生命個體的實體性。

　　此外，創作者對寵物相關職業的描摹，暴露出對該行業真實認知的匱乏。寵物醫生、寵物殯葬師等職位通常需接受系統培訓與資質認證，但影片中寵物醫生王海川在老年犬“糖包”癲癇發作時違背診療規范，執意進行手術；寵物入殮師對動物遺體的處理僅停留在擦拭毛發、擺放鮮花的儀式化展演，對入殮師需掌握的解剖學知識、微生物消殺、遺體塑形等核心技術避而不談。這種對專業領域的潦草處理，消解了敘事的可信度，更嚴重的問題在于，當寵物醫生的專業判斷讓位于戲劇性淚點，當入殮過程淪為金句輸出的背景板，不僅會加劇公眾對寵物殯葬“低技術含量服務”的認知偏差，更使得“生命教育”淪為懸浮的煽情表演。

　　當前寵物題材電影仍深陷“靈性奇觀”的創作窠臼，無論是《我會好好的》中“小意”能夠精準感知人類情緒，還是《再見，李可樂》中“可樂”扳電閘、做火鍋、解救狗群等高智商、英雄式的設定，本質都是用擬人化想象強行將動物納入人類情感敘事邏輯。這種敘事策略與短視頻平臺上“反叛型萌寵”的風行形成悖論——后者通過記錄寵物“不完美”的日常，恰恰折射出公眾對寵物行為真實性的關注。而電影對“靈犬救主”“親人轉世”等戲劇性奇觀的執著和依賴，實則暴露出創作者對人寵間情感平等的否認，寵物必須被賦予人類思維才能引發共情。

　　寵物電影唯有擺脫“萌寵工具論”的創作慣性，真正將寵物視為具有主體性的生命存在，才能實現從消費主義奇觀到生命倫理思考的敘事升維——畢竟，愛的本質從不是將動物馴化為人的附庸，而是在差異中尋找共鳴的可能。

　　（作者王曉遠系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