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的技法和歷史》的封面及目錄。資料圖片

　　1932年，著名作家、學者馮沅君與丈夫陸侃如一起赴法國巴黎留學，于1935年同獲博士學位。馮沅君回國后極少提及在法讀書的情形，至于其博士學位論文，學界更是一無所知，或言戲劇研究，或言詩學研究，但都沒有資料支撐。袁世碩、張可禮兩位先生編纂的《陸侃如馮沅君合集》基本囊括了目前學界所能見到的包括馮沅君文學創(chuàng)作在內的所有著作，但因為缺少馮沅君的博士論文，編者深以為憾。《合集》第一冊“前言”部分“馮沅君傳略及學術貢獻”中說：“遺憾的是現(xiàn)在我們不知道馮先生的博士學位論文的題目是什么。”第十五冊“陸侃如、馮沅君論著創(chuàng)作譯著年表”的“有待查考、未編年部分”中也注明缺少馮沅君在法國撰寫的博士學位論文。

　　留學法國是馮沅君學術生涯的一個重要節(jié)點，其博士學位論文的重要意義不言自明。近日，在山東大學關家錚先生的幫助下，筆者得見這份珍貴的資料，今聊綴數(shù)語，對其學術史意義略作敘述如次。

　　一

　　馮沅君的博士學位論文用法文寫作，標題為LATECHNIQUEETL’HISTOIREDUTS’EU，中文譯為《詞的技法和歷史》，授予博士學位的單位是巴黎大學文學院。論文署馮沅君的本名馮淑蘭（FENGSHU=LAN），身份為北京大學原講師、女子師范大學文學學士。

　　《詞的技法和歷史》正文分為五章，第一章討論詞的詞牌、韻律、修辭等基本知識和作詞的技法規(guī)則，第二章至第五章梳理出一條清晰的從唐末五代到清代的詞學發(fā)展史，并對代表性作家作品進行簡要論述。正文前有“前言”，后有中文對照索引，以及用法文寫作的參考文獻（列出了主要詞人的著作及版本）。馮沅君在“前言”中闡明她的研究動機：

　　“詞”是中國詩歌的一種主要體裁。但它在歐洲卻并不為人所熟知，據(jù)我了解，（在歐洲）既沒有“詞”的翻譯也沒有詞的批評研究。即便是在中國，到目前為止，關于“詞”的系統(tǒng)研究也微乎其微，但幾乎所有的文學院都會教授“詞”。這就是我進行該研究的動機所在。

　　由“前言”可知，馮沅君選擇以詞學作為博士論文選題，在于歐洲對于詞的了解不多，更沒有詞的翻譯和批評研究，因此，她要補齊這塊短板，向海外的學者和讀者全面普及詞的知識。

　　馮沅君赴法之前的詞學研究重點是詞人生平和作品風格，而對于詞的形式技法則未給予充分關注。在《詞的技法和歷史》中，馮沅君改變了這一格局，開篇第一章“詞的技法”就是對詞的形式的探討。“詞的技法”分為“詞牌”“調式、聲調、押韻”“音律”“詞的修辭”四部分。馮沅君認為，詞是詩歌的一種，但詞的作法不同于其他的詩歌形式，她做這項工作意在讓讀者了解詞獨特的表達手法。她對詞牌的定義、類別、來源做了敘述，認為就創(chuàng)作詞牌而言，音樂人的作用比詞人重要，但音樂人由于自身社會地位低下，經(jīng)常會被忽略掉，而且通常情況下音樂人并不會創(chuàng)作詞句，因此他們的作品被遺忘就是自然而然的事。

　　馮沅君介紹了詞的調式，并根據(jù)戈載的《詞林正韻》列舉了詞的19個韻部。她梳理總結了蘇軾、辛棄疾、周邦彥、姜夔等人使用最多的詞牌，認為不同的詞牌都有其獨特的調性，在詞牌的調性和根據(jù)這一詞牌創(chuàng)作的詞作的風格之間存在著非常緊密的聯(lián)系。馮沅君認為，音律在“詞”中的作用要比在“詩”（真正意義上的詩歌）中重要得多，她推薦萬樹的《詞律》和《欽定詞譜》作為參考資料，并以詞人的具體作品為例討論詞的音律。馮沅君從詞句的結構、詞語修辭和思想修辭以及詩性的語言幾方面探討了詞的修辭問題，列舉了倒置、反復、譬喻等八種詞語修辭和影射、擬人、夸張等八種思想修辭。馮沅君強調，她無意于對詞的技法和規(guī)則做完整的論述，只是想給予那些想要創(chuàng)作或者閱讀“詞”的人以必要的信息。

　　二

　　《詞的技法和歷史》將詞的歷史分為“詞的產(chǎn)生”“詞的興盛”“詞的衰微”“詞的復興”四個階段。馮沅君認為，唐和五代十國是詞的產(chǎn)生期，出現(xiàn)了兩個代表性流派：一派是精致之風格，開創(chuàng)者是溫庭筠，于九世紀中期產(chǎn)生，十世紀后期衰落；另一派是簡潔之風格，代表人物有韋莊、馮延巳和李煜，產(chǎn)生于九世紀末期，直到北宋時期仍然繁榮。她對溫庭筠的評價是：“風格的矯飾是作者的優(yōu)點，同時也是他的不足。我們經(jīng)常著迷于溫庭筠用詞的華麗，但有時又厭倦它們的晦澀”，“盡管他的詞作十分晦澀，溫庭筠仍然是所有致力于詞的創(chuàng)作者中最偉大的先驅。”馮沅君也關注到敦煌千佛洞中的藏書，她引用《彊村叢書》《敦煌零拾》，對那些無名作者創(chuàng)作的詞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雖然作品的風格欠雅致，但其中包含的感情卻是深摯感人的”。對十國的詞人，馮沅君重點評述了韋莊、馮延巳與李煜這“三位偉大的作者”，認為韋莊的才能充分體現(xiàn)在有關他旅居江南的詞中；馮延巳那些表達愛情的痛苦或者贊美犧牲的美好的詞作中，真摯和熱烈的情感直擊讀者靈魂，其影響幾乎遍及宋朝初期所有的詞人；認為李煜對痛苦的深刻體驗和真實描寫是他成功的原因。

　　馮沅君打通北宋、南宋的界限，將宋代定義為“詞的興盛期”，認為這一時期詞人數(shù)量和傳世作品眾多，詞得到了普及，成為個人表達感情的常用形式，其形式也越來越成熟，涌現(xiàn)出一批著名的評論家。她將宋代詞人分為“周派”“蘇派”“辛派”“姜派”“獨立詞人”五類，認為周派的文學功績在于發(fā)展了慢詞，并且創(chuàng)造了新的詞牌。其特點是情感熱烈、描寫細致、表達精練和用語通俗，張先、柳永和歐陽修是這一派別的首創(chuàng)者，周邦彥是領導者。馮沅君認為，周邦彥有能力創(chuàng)造既工巧又新穎的表達，尤其精于融化前人詞句，創(chuàng)作了一些超越所有前輩的詞，這些詞預示了姜派的產(chǎn)生。“在所有詞人中，沒有人像他一樣擁有如此強大的影響力”，馮沅君給予周邦彥極高的評價。

　　“蘇派”的創(chuàng)始人是蘇軾，追隨者有黃庭堅、晁補之、葉夢得和向子諲。蘇派與周派分庭抗禮，開創(chuàng)了豪放的詞風，標志著詞的一次解放。馮沅君認為，蘇軾在詞中描述所有能給予他靈感的內容，也把一些散文的表達引入他的詞中，其風格是豪邁、剛毅、充滿力量的，他的作品是他正直而堅定的性格的反映，“讀者們被某種美所吸引，但不是世俗的女性之美，而是高山之美，大河之美，一種在其他的詞人身上找不到的美”。

　　以辛棄疾為代表的“辛派”是蘇派的繼承者，他們開啟了一個轉向和延續(xù)，使得主題變得更加多樣，表達更加散文化，風格更加遒勁。他們不甘于僅僅做個詞人，而是在作品中抒發(fā)愛國主義情懷和描繪自己的英雄夢想。馮沅君指出，辛棄疾善于在他的詞中融入前人的作品，還經(jīng)常使用通常只是被用于散文中的字和短語。針對辛棄疾受到的恃才傲物以及他的詞太散文化、缺乏詩意的批評，馮沅君辯護道：“他的天賦使得他可以做所有他想做的事情。他的作品具有騎士般的優(yōu)雅以至于讀者忘卻了他的弱點，如果他有的話。”

　　“姜派”的領導者是姜夔，擁護者有史達祖、吳文英、趙以夫、蔣捷、周密、陳允平、王沂孫和張炎等。這個詞派將音律視為重中之重，同時也沒有忽略修辭的規(guī)則，他們非常接近周派，但是絕對禁止色情描寫。馮沅君對姜夔為南宋詞的光輝歷史作出的巨大貢獻給予高度肯定，同時也指出，他過于突出音樂和修辭的重要性，為后來的詞人開辟了一條危險的道路。

　　馮沅君將晏氏父子、秦觀、賀鑄、李清照和范成大作為“獨立詞人”分別加以論述，她認為李清照是宋朝甚至整個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女詞人。

　　三

　　《詞的技法和歷史》除了論述詞的高峰期，還將研究視野投向金、元、明、清，鮮明體現(xiàn)出馮沅君文學史觀的豐富和發(fā)展。在出版于1931年的馮沅君與陸侃如合著的《中國詩史》中，詞的研究是“近代史詩”的一部分，分為“李煜時代”（中晚唐、五代十國）、“蘇軾時代”（北宋）、“姜夔時代”（南宋）三篇。馮沅君秉承王國維“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的文學史觀，只敘述詞的“光榮時期”,在論完張炎之后便宣布“詞的光榮的時代到此已結束了，以后便是散曲的時代了”，對于宋代以后詞的情況只字不提。出版于1932年的馮、陸合著《中國文學史簡編》也只談宋詞。雖說《中國詩史》立意不在于建構一部完備的中國詩歌通史，但摒棄成就很高的清詞，未能展示詞史的整體面貌，以現(xiàn)代學術眼光來看，不能不說是一種缺憾。

　　雖然在《詞的技法和歷史》里馮沅君仍然認為“曲”（戲劇化的詩）這種新文學體裁的盛行，使得包括詞在內的其他文學體裁或多或少都被忽視了，但是她打破了《中國詩史》只論唐五代詞和兩宋詞的局限，承認文學發(fā)展的內在規(guī)律性，并沿著詞的發(fā)展脈絡向下追蹤，將金代、元代、明代作為詞的衰微期，將清代作為詞的復興期。她說：“就像散文、戲劇和‘詩’（真正意義上的詩）一樣，元代的詞也可以說是前兩個朝代的詞的繼承者。”她列舉了元好問、白樸、趙孟頫、張翥等名家的詞作，并將后三位稱為元代的“大師級詞人”。

　　馮沅君對金、元、明三代的詞人評價并不高，認為他們只是模擬前人而無自己的創(chuàng)造：“韋莊和李煜的影響體現(xiàn)在趙孟頫、陳子龍等人的作品中；蘇軾和辛棄疾的影響體現(xiàn)在元好問、白樸、高啟等詞人的作品中；張炎和史達祖的影響體現(xiàn)在張翥、仇遠、楊基等的作品中。但是，事實上，他們中沒有任何一位能創(chuàng)作出一流的作品。”雖然如此，肯為金、元、明三代的詞作史，對于馮沅君來說是一個巨大的突破。

　　馮沅君高度評價清詞的成就，認為這一時期涌現(xiàn)出很多大家。她將清詞分為“陳派”“朱派”“納蘭派”，其中“陳派”代表人物是陳維崧，主要成員有吳綺、萬樹、黃景仁、張惠言和文廷式，傳承自蘇軾和辛棄疾；“朱派”代表人物是朱彝尊，主要成員有曹溶、厲鶚、項鴻祚、鄭文焯等，傳承自周邦彥和姜夔；“納蘭派”的代表人物是納蘭性德，主要成員有彭孫遹、王士禎、顧貞觀等，傳承自韋莊、馮延巳和李煜。值得一提的是，馮沅君將王國維作為“納蘭派”的成員來討論，認為他非常善于表現(xiàn)愛情的痛苦和贊頌犧牲的美好，風格接近馮延巳但更為雅致。

　　《詞的技法和歷史》對清詞的關注不限于詞人和詞作，馮沅君專列一節(jié)“批評研究”來討論清詞的理論批評，介紹了《詞律》《欽定詞譜》《詞林正韻》等關于詞的技法方面的研究著作，以及《詞綜》《歷代詩余》兩部詞選，《詞苑叢談》《詞林紀事》《聽秋聲館詞話》《賭棋山莊詞話》和《人間詞話》等詞學批評著作。

　　馮沅君對詞的未來作了展望。她認為“新詩”“自由詩”“散文詩”等新文體的興起打破了詩、詞、曲在一千多年的時間里就一直恪守著的規(guī)則，詞在某種程度上被宣判了死亡。馮沅君悲觀地斷言，試圖復活詞的“新詞”運動注定失敗。詞的研究只是一種歷史研究，“詞”這一術語也將成為過去式。

　　四

　　《詞的技法和歷史》可看作馮沅君詞學研究的第三個階段。20世紀20年代，馮沅君開始以古人治經(jīng)史之學的方法和精神來治詞，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月刊》和《語絲》發(fā)表以《南宋詞人小記》為總題的七篇考證文章，包括研究周密的三篇：《周草窗年譜》《周草窗朋輩考》《周草窗詞學之淵源》，研究張炎的三篇：《玉田先生年譜》《玉田家世與其詞學》《玉田朋輩考》，附錄研究張炎曾祖張镃的《張镃略傳》，對周密、張炎的家世、生平、交游、詞學淵源和創(chuàng)作情況進行了深入探究，盡顯其文獻考據(jù)的深厚功力。這是馮沅君詞學研究的第一個階段。

　　《中國詩史》是馮沅君詞學研究的第二個階段。她在文獻考據(jù)和傳統(tǒng)詩學品評的基礎上，充分運用比較研究、文化研究等方法，輔以精警透辟的評論，構建了一幅美輪美奐的“近代詩史”的宏大圖景。《中國史詩》對詞的論述非常學理化，每一篇由“導論”引起，包含歷史背景和鳥瞰總論，涉及作家、作品等具體問題時，多引諸家之說加以考證辨析，其結構框架與學術觀點奠定了后來詞史研究的基本格局。

　　在兼顧史的線索與風格流派上，《詞的技法和歷史》承襲了《中國詩史》。但是，以詞學知識普及為主的創(chuàng)作動機，決定了《詞的技法和歷史》的寫作風格，即舍棄那些略顯煩瑣的綜述和引證文獻，代之以簡潔平實的描述性語言，力求高度凝練地講清楚詞的形式技法和一千多年來的發(fā)展史。其作為學術著作的嚴謹性并不因知識性和普及性的行文風格而受到影響，論文中中文索引多達兩千余條。另有五百余條腳注，對涉及的人物、著作、職官、地理等文史知識進行解釋說明，其中大多是中國讀者習見的常識，例如，把“翰林學士”注釋為“類似于法蘭西學院院士”，把“賦”注釋為“有韻律的散文”，極大方便了西方讀者的接受。

　　《詞的技法和歷史》既是馮沅君詞學研究的一個新階段，也預示著其學術歷程的重大轉折。在此之后，雖有零星論文發(fā)表，但馮沅君已不再系統(tǒng)從事詞學研究，而是獨辟蹊徑、開疆拓土，以會通中西的眼界，以歷史考證的方法，開啟了戲曲俗文學研究的光輝旅程。

　　（作者：車振華焦宏麗，分別系山東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員、山東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