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好東西》海報。

　　■本報記者 柳青

　　電影《好東西》里，女鄰居小葉不能理解單親媽媽王鐵梅為啥要和她樂隊里的鼓手小馬約會，她看不上小馬，但王鐵梅告訴她：“能讓自己開心的就是好東西。”其實，王鐵梅并沒有把幼稚的小馬當作可持續交往對象，她把他們的關系定義為“課間10分鐘的松快”。

　　有人贊美《好東西》，有人則不，那么，它究竟是什么東西呢？大概相當于小馬在王鐵梅生活里的地位：能讓自己開心一會兒，雖然只是課間10分鐘的調劑。

　　導演邵藝輝把上海形容為“女性友好城市”，《好東西》的上海何止是“女性友好”，電影里那片梧桐樹覆蓋的街區是小姑娘和大姑娘的理想“娃娃屋”：男人們很有自知之明地充當“女人的工具”，他們在飯桌上像開屏孔雀一樣大搞“雄競”，10歲、20歲和40歲的女性相親相愛，媽媽可以是女兒，女兒可以是媽媽，媽媽可以是朋友，朋友可以是媽媽，就連來自過往原生家庭的、來自糟糕親密關系的傷痕，都是為了到這個理想的“娃娃屋”里被療愈的。

　　這樣的《好東西》是不是生活相對富足的城市女性的“小甜水”？是不是段子和金句比人物更生動？是不是電影充當了脫口秀的容器，于是視聽表達“亂來”？如果電影里的“前夫哥”是女權表演藝術家，《好東西》本身是不是女權商品？即便以上問題的答案都是肯定的，也不能否認它讓許多觀眾、尤其是女觀眾開心了一會兒，這一條頂一萬條——它可以夠不上“好電影”，但還是被認可成“好東西”。

　　創辦了戛納電影節“導演雙周”單元的老導演科斯塔·加夫拉斯說過：電影的成功總是和觀眾的渴望相關。《好東西》公映后的首周末票房1.6億元，它在社會公共生活中制造的聲量遠遠超過它的票房實績。對照年初的“國民閨女”賈玲導演的《熱辣滾燙》，《好東西》的觀眾基本盤是有局限的。不過，《好東西》不懼怕“脫離群眾”和“不接地氣”，它是以此為身份辨識的。這個大城市里的“女性神話”或“女性童話”，屬于那些能在生活中隨時接觸到《那不勒斯四部曲》、泰勒·斯威夫特、伍迪·艾倫和阿瑟·米勒的觀眾，這部分人群，特別是這群人中的女觀眾，已經為了“主流電影不討好女性”苦惱太久。在《好東西》的發生地上海，過去的兩三年里，劇場里上演過討論女性生育意愿的音樂劇《不好意思！生不生娃讓我好好想一想》，駐場演出的親密小劇場《好運日記》大膽分享夾在“被催生”和“自我意志”之間的女性為何主動選擇“輔助生殖”，更不要說小眾的青年戲劇創作領域的《雜食動物》《做家務女子的雕像》在有限范圍內引發過熱烈討論。戲劇工作者公然在舞臺上開辟出一塊“姐妹淘”的交流場，而作為“大宗商品”的電影，在這個方向上滯后太多。《好東西》引發群體狂歡，未必是因為它有多“好”，而是在華語電影里，這樣的東西實在很少，也來得太遲。

　　前夫哥一臉誠懇地說出“我為你去結扎”，女觀眾笑了；小馬委屈地沖著王鐵梅大吼“我把你拉黑了”，女觀眾笑了；前夫哥和小馬的飯桌“雄競”以小馬被脫掉上衣、露出八塊腹肌的鬧劇收場時，女觀眾們笑得前仰后合。自第一場點映后，這些“梗”脫離了前夫哥和小馬這些人物，脫離了它們發生的情境，僅僅作為金句和名場面流傳開去。電影院里很快出現了二刷、三刷的觀眾，甚至在還沒有公映時，點映場里就出現了年輕觀眾們忍不住“搶答”電影里的出圈“梗”，此起彼伏的“金句接龍”宛如立體聲混響。這樣的觀影現場，像極了偶像男團女團的表演現場——男團女團的舞蹈并不追求對音樂的有效演繹，那些動作不承擔意義，但是能烘托情緒，并且易于復制，能讓粉絲們踴躍“翻跳”。《好東西》不也是這樣一種很特立獨行的非典型電影嗎？敘事電影里遵循的古典戲劇結構和人物塑造，在這里讓位給觀點和姿態的表達，小女孩王茉莉朗讀作文“我還是喜歡做觀眾”，“六邊形媽媽”王鐵梅教育女兒“正直勇敢有閱讀量”，小葉告訴王茉莉“小男孩很好玩兒的”……在這些瞬間，情緒就是劇情，情緒比情節更能調度觀眾的感情，這可不就是小葉講給王茉莉的勵志總結：“等你長大了，會有新的游戲規則。”《好東西》何嘗不是躍躍欲試地在建立商業電影新的游戲規則。

　　論“接地氣”，有和《好東西》同天公映的《風流一代》，在賈樟柯累積了20多年的畫面里，中國女性在公共生活中的缺席觸目驚心，風流一代的江湖女兒老去以后在大同的城墻下夜跑，這樣黯然的現實大抵沒法讓人“開心起來”。論“視聽語言優越”，文德斯導演的《完美的一天》遭遇“影展和公映兩重天”，影展放映時一票難求，公映時門可羅雀，甚至，連贊美《完美的一天》都要自省是不是“被歐洲白人男性的審美規訓太久”。于是，對照老一輩男導演《完美的一天》和《風流一代》力不從心的票房，能吸引觀眾回到電影院的《好東西》還真是好東西了。